蔣雨融感到納悶和郁悶是可以想見的。

她作為哈佛400年校史上首位中國女畢業生代表，在全體畢業生面前發表演講，掌聲不斷，講完后現場4萬多名觀眾起立致意，讓她感覺“自己就是全哈佛最受歡迎、最受寵愛的人”，這要放到十幾年前，大概率是一個“為國爭光”的故事，國內有些媒體以及她在國內的母校，最初正是按照這樣的版本來書寫和傳播的。

然而，在很短時間里輿論風向逆轉，從“與有榮焉”到海嘯般的網絡質疑，到底發生了什么?如此劇烈的落差，壓在25歲的蔣雨融身上，她首先表現出來的是不理解。這種不理解情緒是不難理解的，恰恰反映出真正的問題本身。

蔣雨融連續兩次在社交媒體上做出回應，否認走后門進哈佛，并有些令人意外地講述了父母離異、隨母親顛沛流離，在海外孤苦伶仃生活，以及在國內中學遭受嚴重校園霸凌的經歷，但回應沒有化解大多數質疑，反而出現越描越黑的情況，苦難敘述也沒有拉近與質疑者之間的心理距離。把這兩個回應和演講放到一起，就可以看的比較清楚了。

如果不看視頻，只看文字，或者不結合現實，只聽演講本身，這篇題為《我們的人性》的演講是比較精致工整的范文，有故事也有升華，有感想也有情懷，演講回避了所有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敏感詞，試圖用人性和地球村敘事來彌合統御這個世界無處不在的苦難、分歧和沖突。補充一句，蔣雨融沒有說貶損祖國和同胞的話語，對比那些不惜攻擊祖國向美國獻媚的人，這是蔣雨融值得肯定的地方。

然而過于精致和工整就成了問題，不像是真的，有的排比句很像是DeepSeek的風格，蔣雨融演講時的語調和身體語言比較僵硬，可能是因為她有些緊張。從她后來的反應看，她對自己講的話也缺乏準確理解。客觀而言，在那么大的場合里講話，蔣雨融的表現總體是比較得體的，尤其是在哈佛的場子里說這些話，是合時宜的，但放在更大的場合去審視，不合時宜的部分就暴露無遺。這其中的區別，是蔣雨融難以理解的。

哈佛園4萬名現場觀眾的掌聲和欣賞應該發自真心，從哈佛的角度講，蔣雨融完美地完成了這次演講任務，達到了效果。400年第一次選擇一個中國女生做畢業演講，是蔣雨融足夠優秀到這種程度嗎?顯然不是，明眼人都知道，在與特朗普對抗的關鍵節點上，哈佛選擇了一個中國女生做畢業演講，主要不是因為她是蔣雨融，而一因為“中國”，二因為“女生”，從這個意義上講蔣雨融是一個工具人，哈佛需要利用這個工具向特朗普傳遞信息，在美國進行輿論動員和反攻。蔣雨融視之為巨大的榮譽和機會，卻意識不到、也難以理解其背后的巨大風險，她被卷入的是她駕馭不了的輿論漩渦。

這件事根本上是美國價值觀內斗的一個花絮，但由于蔣雨融的身份，外溢到中國輿論場上，引發更深刻、更廣泛、更強烈的回響。令很多中國網友反感的，不僅是蔣雨融演講的失真與虛假，還針對演講所強調的那一套價值觀敘事。演講堪稱哈佛及美國一眾精英多年來所推崇并大力在全世界推廣的意識形態范文，立意和框架，既宏大又空洞，而且因為被美西方精英長年反復布道顯得陳舊不堪，非西方世界對這一套早已祛魅，何況在現代化實踐中取得巨大成功的中國，已經建立起了堅定的道路自信，更對這一套敘事產生下意識的反感和抵觸。這種反感是樸素的，也是很真實的，雖然這次體現在蔣雨融的質疑上，但并不是針對她個人的。有人說，對蔣雨融的質疑是出于對優秀者的嫉妒，就像前不久有人說，對黃楊鈿甜的質疑是出于仇富心理，這都是膚淺的混淆視聽，對深層次的事實故意視而不見。由于以哈佛為代表的那一套價值觀敘事與這個群體之外的世界(包括美國)存在結構性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蔣雨融在哈佛獲得的掌聲有多熱烈，在哈佛外獲得的噓聲就會有多強烈。這些恐怕也是處在哈佛為她打造的幻象中一時走不出來的蔣雨融比較難理解的。

至于蔣雨融進哈佛是不是走了后門，她的家庭是幸福還是不幸，有錢還是貧窮，其實不是最重要的，只不過中國社會剛剛經歷了“4+4”和“黃楊鈿甜天價耳環”風波，對公平的訴求，對特權的聲討都處于高敏感、高強度階段，蔣雨融撞到這個槍口上了。她如果將來要在美國發展，對她個人可能不是什么大問題，但如果她將來要回國發展，就需要想的更明白，需要對自己同胞建立真正的共情能力，這樣未來的人生之路才能更順一些。

過去二三十年，哈佛女孩在中國形象的轉變很有象征性。曾經哈佛女孩劉亦婷成為大量中國家庭追求的榜樣，現在哈佛女孩蔣雨融成為輿論質疑的對象。當蔣雨融穿著在很多中國人看來有些浮夸的云肩站在哈佛的演講臺上，當蔣雨融接受采訪時身后卻有兩個美國人在打架，這些畫面構成的隱喻和意象，已經定格在歷史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