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沒了，醫院賠了88.8萬元，我的律師拿走了55萬元。”韋先生無奈道，他自稱文化水平低，稱事后才意識到代理律師好像騙了他。

對此，曾為韋先生代理的律師鄧某說，案件起初沒收費，但不是風險代理，案件按照司法鑒定，本應給次責賠償，他們努力讓韋先生獲得了主責賠償。案件處理差不多了，雙方簽訂了正式協議，確定了55.5萬元律師費，結果后來韋先生反悔了。

據悉，2024年8月27日，廣州市律協對此事立案處理，至今尚無結果。

孩子早夭——

6月大嬰兒在醫院等待治療時狀況惡化

尸檢顯示與吸入異物有關

1975年出生的韋先生是廣西河池人，小學文化。20多年前，他前往廣東打工。2019年6月5日，他的二兒子出生，然而僅僅6個月，孩子便夭折了。

韋先生說，2019年底，二兒子生病，在家附近的診所治療無果。2020年1月1日凌晨5時，因孩子出現咳嗽、咳痰、流鼻涕癥狀，他帶孩子前往佛山市南海區第七人民醫院就診。因為當天是元旦，他帶孩子趕到醫院后，被告知醫院急診沒人，讓等待一下。

“醫院當時沒多少患者，但遲遲等不到醫生。我問其他醫護人員，他們一直讓等，結果孩子沒了。”韋先生回憶道，早上7時56分左右，他發現孩子狀況惡化，便大聲呼救，醫護人員這才介入搶救。孩子最終因搶救無效死亡。

尸檢顯示，為呼吸道異物吸入致急性呼吸功能衰竭死亡。

蹊蹺來電——

嬰兒父親投訴醫院第二天

有律師主動打電話幫維權

韋先生說，此前，他認為孩子的夭折與此前在家附近診所開的藥有關，便投訴診所。維權大約兩年時間，最終法院判診所賠償2萬元。

“后來我覺得在醫院排隊時間太久，孩子錯過最佳治療時機。”韋先生說，2022年6月17日，他向南海第七醫院投訴。次日，他便接到了一個電話，對方自稱是一名律師，姓鄧，稱可以幫忙去處理，“我不清楚他為什么能主動聯系到我，但他對我的事很清楚，甚至知道我孩子在哪里出事。”

韋先生稱，對方表示可以先不收律師費，等結果出來了，再談錢，“當時沒說律師費多錢，只問我想要多錢，我覺得耽誤治療應該得賠二三十萬元，便給他大概說了一下。”

簽約“咨詢”——

與科技咨詢公司簽協議

“賠償金23萬元以上部分作為乙方咨詢費”

韋先生說，6月18日，他與該律師見面，雙方簽訂了一份《咨詢合同》，上面寫著乙方為“新諸葛(廣州)科技咨詢有限公司”。咨詢費用為，乙方為韋先生(甲方)提供300個小時的法律咨詢服務，韋先生所獲得的醫療損害賠償金23萬元以上的金額部分作為支付給乙方的咨詢費。

華商報大風新聞記者注意到，下方的日期打印著2022年6月，但未填寫具體日期。

2023年3月1日，中山大學法醫鑒定中心受佛山市南海區某醫調委委托，對韋先生孩子的夭折，進行了醫療過錯鑒定。

9月15日，鑒定機構出具鑒定意見認為，南海第七醫院在韋先生孩子診療過程中，存在對其病情不夠重視，未盡到急診負責義務，一定程度上錯過最佳救治時機等過錯行為，與韋先生孩子死亡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原因力大小為次要因素，過錯參與度為16%至44%。

獲得賠償——

“律師說賠償下來了，一共79萬

我打印流水，發現實際88.8萬”

“維權大約兩年，一直是鄧律師在處理此事，前后也沒有給我說過。”韋先生說，2024年5月23日前后，鄧某讓他在一份《承諾書》上簽字，“上面沒寫金額，他說簽字就對了。”

根據韋先生當時拍下的《承諾書》顯示，調解書編號，一次性補償金額均為空白，后方有韋先生的簽字和手印，但沒寫日期。代理人為“鄧某”。

5月31日早上，鄧某和韋先生碰面。韋先生說，對方稱賠償下來了，讓他帶自己的證件一起去銀行。他前往銀行后，鄧某轉賬了54萬元，給他剩了25萬元，“他說一共賠了79萬元，多給我剩2萬元。”他認為鄧某不可信，便現場打印了銀行流水。

銀行流水顯示，5月23日南海第七醫院便將88.8萬元賠償款打入了韋先生賬戶，5月27日、5月29日，韋先生賬戶將兩筆4.9萬元轉入鄧某賬戶;5月31日，韋先生賬戶將54萬元轉入鄧某賬戶。

“實際的賠償金額是88.8萬元，我當時就發現鄧律師騙了我。”韋先生說。

重簽協議——

“律師拿著銀行卡自己用不了

只能簽委托合同給對方律師費55.5萬元”

韋先生解釋道，“收賠償款的銀行卡，是按照鄧某要求新辦理的，對方一直拿著卡，我用不了，所以只能跟對方協商。”鄧某稱，按照醫療鑒定結果，醫院最多給他賠償30多萬元，多余的錢都是其“憑本事拿的”。

“我不懂這些，也說不過他，但就感覺不合理。”韋先生說，鄧某可能怕他糾纏，便于當天下午，帶他去律師事務所溝通，“他意思退給我8.3萬元，讓我重新簽份《委托合同》。他說，他的收費是合理的，我最開始只想要20多萬元，現在給我30多萬元，賠償已經超過我的預期了。我感覺好像有道理，就簽字了。”

華商報大風新聞記者注意到，《委托合同》顯示，乙方為廣東泰逢律師事務所，韋先生一次性支付律師費55.5萬元整，日期為2023年12月15日。

韋先生解釋道，實際簽字的時間是2024年5月31日下午，簽字后，對方便轉賬了8.3萬元。

根據銀行流水顯示，5月31日下午，鄧某轉賬8.3萬元給韋先生。也就是說，患兒家長韋先生落到手的賠償款為33.3萬元，律師鄧某獲得55.5萬元。

發覺受騙——

“調解時律師故意隱瞞沒叫我到場

朋友稱律師風險代理最多收18%”

6月中旬，韋先生找到了南海區某醫調委，對方出具了《調解協議書》，他進行了拍照。他說，“后來我找到了鑒定中心的人，他們說鑒定的時候讓鄧某叫我到現場，他說我來不了。醫調委的人還說，調解的時候想找我去，結果鄧律師也不給他們我的電話。我現在想，這都是鄧某故意向我隱瞞情況。”

“我這才知道，5月17日鄧某便在醫調委，與南海第七醫院簽訂了《調解協議書》，上面有寫賠償金額88.8萬元。”韋先生說，5月23日前后，鄧某讓他簽《承諾書》，系因為賠償款到賬了，但《承諾書》卻沒有寫具體賠償金額，“我認為他故意隱藏了該信息。”

后來，韋先生回了趟老家，詢問了老家從事法律工作的朋友，確認自己上當了，“老家的朋友說，風險代理最多只能收標的額的18%，正常找律師不可能花這么多錢的。”

投訴維權——

廣州律協立案一年無結果

司法局稱將督促律協盡快回復

7月份，韋先生向廣州市律師協會投訴。

根據廣州市律協2024年8月27日出具的《紀律投訴案件立案告知書》顯示，你們投訴廣東泰逢律師事務所鄧某律師一案，本會經審查已決定立案。

截至2025年7月，韋先生稱自己始終沒有收到廣州市律協的回復。他此前還向廣州市司法局等單位進行投訴，均未獲得回應。

7月16日，華商報大風新聞記者聯系到廣東泰逢律師事務所，工作人員說，鄧某已經不在該律所，具體投訴情況需要了解后回應。

廣州市司法局2024年11月公布的《律師執業證領證名單》顯示，鄧某在廣州元恩律師事務所執業。天眼查顯示，其已執業18年。廣東元恩律師事務所工作人員確認鄧某在此執業，但表示不清楚具體情況，建議直接聯系鄧某本人了解。

記者聯系到廣州市司法局，工作人員表示，他們會聯系律師工作管理處，督促廣州市律協盡快回應立案處理情況。

律師回應——

“案件起初沒收費不是風險代理

約定好的費用事后他又反悔”

7月16日下午，華商報大風新聞記者聯系到鄧某，他表示，自己已經不在廣東泰逢律師事務所執業。韋先生將他投訴到律所、律協以及司法局，“律協、司法局都覺得他沒道理。這事對我沒有影響。”

鄧某講述道，當初確實系他們主動聯系的韋先生。因為韋先生孩子出了問題，我們便簽了合同，約定了律師費。案件處理好后，對方便反悔了，“認為我們拿的錢多，他錢少。”

“這個案子是一個難度很大的案子。”鄧某解釋道，韋先生以前自己起訴過，法院就判了5萬元，可見其起訴診所的案件并不成功。醫院這邊的訴訟，按照醫療鑒定，院方是承擔次責的，“我們律師通過想辦法，把賠償倒過來了，醫院承擔了主責的賠償。”韋先生知道他付出了勞動，也同意給這筆律師費，雙方簽了合同，“他反悔了，不符合法律規定，也不符合市場規則。”

《委托協議》是2024年5月31日(賠償款到賬后)簽的嗎?鄧某未正面回應，“不管協議是什么時候簽的，都是雙方意思的真實表示。”韋先生和咨詢公司簽合同時，他沒有收取其費用，律所的時候事情處理差不多了，大家再簽了一份正式的協議。

其代理韋先生的案件，是否系風險代理?鄧某說，不是風險代理，是雙方商量了一個律師費的數字，然后他做了韋先生的代理人。

對于韋先生的投訴，鄧某表示，讓韋先生起訴，他又不肯去，就想搞臭自己的名聲，“他沒想過我們付出勞動的人多辛苦，作用多大。”

法律人士——

代理類型符合風險代理特征

收費比例高達62.5%遠超合理范圍

7月16日，一位知名律師介紹，根據現有的司法判例以及司法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等部門發布的《關于進一步規范律師服務收費的意見》，醫療損害賠償糾紛案件可以適用風險代理合同，但對于收費金額有較為嚴格的限制，“風險代理收費最高限額是18%，我們先不討論能否按照18%進行收取，本案賠償款為 88.8萬元，按此規定最高收費不應超過16萬左右，但律師實際收取55.5萬元，遠超法定上限”。

其次，代理類型存在矛盾，律師稱非風險代理，卻實際采取“先服務后收費”模式，符合風險代理特征卻不遵守相關比例限制。合同方面也有問題，最初簽訂的《咨詢合同》乙方為科技咨詢公司，該公司可能不具備律師執業資質卻從事代理業務，涉嫌超范圍經營;后來的《委托合同》標注日期為2023年12月15日，實際簽訂于2024年5月31日，存在日期造假嫌疑。

律師存在隱瞞關鍵信息的行為，告知當事人賠償79萬元，實際為88.8萬元，還讓當事人簽署空白《承諾書》，刻意隱瞞賠償金額，若屬實，構成欺詐。同時，收費占比高達62.5%，遠超合理范圍，且律師主動聯系當事人并知曉其詳細情況，可能涉及不正當承攬業務，整體收費過程既違反了相關規定，也違背了公平誠信原則。